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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夜班把关看军事新闻写作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时间: 2021-02-22

  夜班是报纸生产的最后一道“安全阀”,在消灭稿件差错、提升办报水平、增强报纸公信力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夜班编辑作为报纸的最后把关人,担负着修改稿件、发现差错、制作标题、设计版面等工作,其中最重要的一项职责,就是扮演好“啄木鸟”的角色,将集中到夜班的各种差错和问题及时“消灭”,牢牢守住版面安全底线。

  在此,我着重结合夜班选稿用稿中的一些典型案例,以及自己以往采访调研的体会和感受,就军事新闻写作中需要注意的一些常见问题,谈谈自己的一点粗浅看法,供大家参考。

  搞新闻的人都熟悉一句话,叫“家办报”。对于夜班编辑来说,坚持“家办报”首要的是提高自身素养。其实从源头上看,记者也好,新闻干事也好,都应当具备过硬的素养。

  大家不要以为,我写的是基层的工作、官兵的生活,离很远,可以高枕无忧。事实上,哪怕是很细微的事、最基层的单位,考虑不周也可能引发重大问题。

  2019年9月份,夜班收到编辑室发来的一篇快讯,内容是神仙湾边防连官兵自办连报《卫戍报》。从丰富官兵业余文化生活的角度看,这是一条好新闻,但当晚值班的社领导审阅完稿子,提出了3个问题:一是当前从军委到基层都在清理不必要的报刊种类,这一做法是否符合上级精神?二是2019年是基层减负年,各部队都在努力减少“五多”,连队办报有没有“五多”的嫌疑?三是这份连报名叫《卫戍报》,一眼看去很像是北京卫戍区办的报纸,会不会造成不必要的误会?

  一篇写基层连队的小稿,背后有那么多深远的考量,不亲身经历是很难想象的。但在夜班,这种情况屡见不鲜。

  2019年7月初,《解放军报》一版准备推出一篇关于援潜救生的头条稿件。当晚,有关编辑室领导向夜班建议推迟发稿,因为就在此前,某国刚刚发生一起深水潜航器事故,《解放军报》在这个特殊时刻刊发头条,宣传我军援潜救生能力大幅提升,容易引起不必要的联想和猜测。夜班领导经过认真考量后采纳了这个建议。

  夜班编辑讲,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时刻想着与党中央、的重大决策对表,与习主席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对表,与当前的中心工作对表。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因素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比如国际影响、宗教信仰、民族习惯、特殊群体,等等。只有脑子里始终绷紧这根弦,才能确保守住版面安全底线!

  “文似看山不喜平”。写稿子要出新出彩,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不要跟风照抄照搬学“套路”,尽可能“不走寻常路”。

  2018年初,中网记者李小琳到一个边防连队,采写了一篇通讯《再见,抑或再也不见,你都是我铭刻在心的英雄》。这篇稿子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它从行文结构到语言风格,都没有套路化的陈腐气息,而是清新自然、真情流露。

  这篇稿子的开头是这样写的:“从北京到拉萨,3000多公里,我们坐飞机飞了5个小时。从拉萨到无名湖山脚,300多公里,我们开车走了3天。从无名湖山下连队到哨所,1公里,我们爬山爬了4个多小时。”3组距离和时间的对比,文字干净简练,却把无名湖哨所的远和高原边防的难展现得淋漓尽致。

  结尾写得也很有味道:“再见,抑或再也不见,你们已经是我铭刻在心的英雄。我敬佩你们,不仅因为你们的信念和勇气,还有在尝尽边关风雪后,依旧能露出憨憨的笑,说一句:‘我在边防,挺好的!’”

  除了写作手法上的不拘一格,更值得肯定的地方在于,在这篇稿子里,无论是作者自己还是边防官兵,都“不完美”。作者写自己一路上的各种狼狈、胆怯、流泪,写官兵爬山爬得太辛苦干脆给一处山坡起名叫“绝望坡”,等等。恰恰是这种“不完美”,让作者和官兵在文字中有了“烟火气”,反而变得可爱、可亲、可敬。

  2014年新春走军营,《解放军报》原记者部副主任郑蜀炎发回一篇特写:《三百六十五级台阶的期待》。稿子通篇没有一句套路化语言,但字里行间将官兵的家国情怀和使命担当展现得淋漓尽致。

  这篇稿子的开头,写得很有意思:“闽南大山深处,驻守着南京军区某旅一个高山雷达哨所。从山下到哨所的距离,恰好和一年的天数一样长:365级台阶。”结尾写的是:“今天俗称‘破五’,眼看春节假期就要结束了,他们还是没能在一起。登哨楼前,尚景丽一把拉住记者,啥也没说,只把一盒热腾腾的饺子塞到记者手上……”

  稿子里还写了大量感人至深的细节,读来令人忍不住落泪。而在套路化的稿件中,你无法找到这种动人心弦的感觉。

  在我看来,一篇稿子若是开头和结尾写出了味道,至少就成功了大半。大家在写稿过程中想要避免被“套路”套住,不妨多尝试几个方案,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写法。

  如何跨过“套路”这道坎,我的建议是,尽可能多读精品力作、名家名作,在广泛阅读的基础上深入思考,在深入思考的基础上认真写作。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对新闻事实随意剪裁、嫁接、取舍、篡改的行为,无论出于什么原因,都不应该发生在军事新闻工作者身上。

  几年前,我在夜班曾遇到过一起严重歪曲新闻事实的案例。原稿写的是一个省军区领导带领官兵救助遭遇车祸的地方群众,但有些细节交代得模糊不清。夜班从互联网上找到了地方媒体的报道,结果发现,是该省军区一位干事到机场接人,途中遇到一起车祸,于是立即投入救援,同时给领导打电话报告情况。等这位领导带人赶到现场的时候,救援已接近尾声,但新闻干事写稿的时候移花接木,把功劳全算到了领导头上。

  有地方媒体作为参考,识别这种造假行为还相对容易,而对于一些专业性强的稿件,把关难度就大多了。

  前几年,解放军报社为了锻炼记者队伍,分批组织没有夜班经验的记者到夜班跟班学习。有一天,《解放军报》一版刊发了一篇航母舰载机飞行训练的稿子,当月在夜班学习的记者对其中一个细节提出质疑,认为作者要么是不懂训练说外行话,要么就是为追求效果而造假。

  由于这一细节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夜班其他人都看不出有什么问题,倾向于保持原文。但这名记者说自己现场观摩过舰载机训练,坚持认为这个细节描写存在问题,强烈建议修改。为稳妥起见,夜班打电话给海军训练部门负责人咨询,最终证实,这名记者的意见是对的。

  在这个案例中,我们并不能确定作者是因为不懂训练还是为追求效果造假,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当晚没有这名懂专业的记者跟班学习,这个差错可能就“溜”过去了。

  造假之所以可怕、可恨,在于它损害的不仅仅是作者的名誉、信用和职业道德,还有我们这张报纸的金字招牌。打造金字招牌需要几代人接续奋斗,但要毁掉它,可能一篇假报道就够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守住“真实”这条底线的极端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很多人觉得,总体情况属实,在某些细节上“微调”一下不算造假。比如:为了保持时效性,把时间往后推一点;表态的话让谁说都行;为了让先进典型的形象更加高大上,对其事迹进行“美容”甚至“整容”等等。

  事实只有一个,“微调”也是造假,并无性质差别,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新闻工作者要靠业务立身,理应从源头上严格自我要求,切不可抱着侥幸心理“闯关”。

  某单位一位新闻干事发表了一篇关于主题教育的稿子,上级机关领导读后,认为稿子里提到的一些教育方式值得推广,提议组织所属其他部队集体前去观摩取经。

  消息传到这个部队,领导傻眼了。原来,这个部队搞主题教育虽然效果不错,但跟稿子里写的相比还是有差距,并且稿子里提到的一些教育活动,其实是新闻干事“妙笔生花”的结果,实际上并没有组织过。于是部队只能赶在上级机关观摩之前,把稿子里写到的教育活动组织了一遍。事后,这位新闻干事受到了严肃的处理。

  有的同志认为,我们的报道大多是工作报道,又要求以正面宣传为主,适度的“吹”是不可避免的。其实,正面宣传与准确客观并不矛盾,比如,“取得巨大成就”与“取得积极进展”,都是正面描述,但给读者的感觉大不一样。所以,即便是主观描述,准确客观—至少相对客观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很多同志有一个疑惑:都说基层是新闻的源头活水,我身在基层,工作在一线,又是官兵的一员,为什么觉得没什么可写的?

  2015年9月,我到浙江的一个部队采访,中午就餐时,该部副政委无意中说起一个现象,他当时正负责新兵入营和新训工作,发现新兵入营时,携带的行李普遍变轻了,往年大包小包、肩扛手提的现象几乎消失。

  这个细节信息引起了我的兴趣。吃完饭,我立即联系该部新训骨干采访,在要闻版刊发了一篇头条稿件,标题就叫《新兵的行李为何变轻了》。

  说到“脚板底下出新闻”,我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军报记者的线年新春走军营,《解放军报》驻记者站站长郭丰宽跟随李素芝带领的医疗队,进行了长时间的采访报道。2月8日下午,编辑部按计划与郭丰宽联系,了解稿件采写进展,电话却迟迟没有人接听。过了很久,郭丰宽发来一条短信:“我们遭遇暴风雪围困,以每3小时1公里的速度在前进。风很大,雪厚,前进阻力大。请报告社领导,我们不知今天能不能冲出暴风雪,走几米就要下车挖雪。可谓寸步难行。请谅,稿子今天可能过不来。”

  最终,经过漫长的等待,零时17分,郭丰宽发来短信:“经过10多个小时的努力,我们冲出暴风雪围困,午夜零时平安抵达狮泉河。”

  那年的新春走军营活动结束后,报社召开总结大会,郭丰宽作为记者代表上台发言,第一句话就是:“我很幸运,今天还能活着向大家汇报。”一个常年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中战风斗雪的老记者,说完这句话就流泪了。不夸张地说,这已经不是用脚板写新闻,而是用生命在写新闻了。

  实践证明,真正有生命力的、能触动人心的稿子,靠坐在办公室“创作”是不可能的。这就是我们反复提倡到基层去、到一线去、到官兵中去的原因。

  正面报道产生负面效应,最典型的就是各种“低级红”“高级黑”。很多报道不出现问题无人关注,一旦出现类似的情况,朋友圈里往往瞬间刷屏。这方面的教训很多。

  “低级红”“高级黑”的负面舆情,容易出现在性较强的稿子中,但这并不意味着一般性工作报道就能高枕无忧。比如为了表扬成绩而暴露问题,就可能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

  2014年,我到空军某部采访。到部队的当天,该部宣传处的同志就告诉我们,他们刚刚在《解放军报》二版发了篇头条稿,却因暴露了部队之前发生的一些问题,受到严肃批评。

  我后来特意查阅了那篇报道,找出了问题所在:作者写稿时,为突出近期取得的工作成绩,将之前部队建设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列出来作对比,但在遣词用句上明显存在偏颇之处。

  我并不认为宣传成绩就不能或者不应该讲问题,但这里面确实存在一个如何把握度的问题。一方面,很多问题的存在和发生有着复杂的主客观原因;另一方面,即便写稿确实需要触及问题,如何定性定量也值得斟酌。尤其在全媒体时代,如何防范正常报道引发恶意炒作,是媒体人的必修课。

  2019年7月份,夜班在设计版面时,为一篇主题教育的消息配了一篇言论。看稿的时候大家发现,消息的标题有“勇于自我”的表述,而言论的标题却是《不能关起门来搞自我》,放在一起感觉不妥当,于是将言论的标题作了修改,避免引起负面解读。

  正面报道产生负面效应,还有很多情况,这里就不一一举例了。从我个人的体会来看,要防止正面报道产生负面效应,一条很重要的经验是,学会站在报道对象的角度思考问题。比如,报道牺牲战友,应当照顾其亲人的感受;报道残疾人,应当考虑残疾人群体的用语禁忌;报道人物典型,应当考虑典型身边人的反映;等等。只有学会设身处地全面思考,才能将各种情况想得周全细致,将可能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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