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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桂权 章震 作为社会解释的媒介话语分析 ——解读《媒介话语的进路
时间: 2019-08-25

  话语分析是传播研究的重要研究方法,包含着丰富的学术脉络与研究进路。本文从《媒介话语的进路》的学术文本出发,对媒介话语研究的趋势进行了探讨:媒介话语的研究趋势正从语言的文本分析走向深度的社会解释;其研究焦点从揭示语言的文本结构走向批判社会权力结构;其研究视野也从内在的媒介文本结构走向涵盖媒介生产—文本—受众等多环节的动态建构过程。本文认为,把握媒介话语领域的研究趋势,深化对该领域的多元进路的认识,对于中国新闻业的研究和新闻传播学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发表于《新闻记者》2017年第10期,复印报刊资料《新闻与传播》2018年第3期全文转载,引用请参考原文。作者分别为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生。

  话语分析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语言学内部的一场,并从六十年代起推动了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语言学转向。在国内新闻传播学领域,自梵•迪克的《作为话语的新闻》[ 梵•迪克:《作为话语的新闻》, 华夏出版社,2003年。]和费尔克拉夫的《话语与社会变迁》[ 诺曼•费尔克拉夫:《话语与社会变迁》, 华夏出版社,2003年。]于2003年翻译出版以来,媒介的话语分析逐渐为研究者所熟知。然而,对于这种方法的学术脉络及其内部丰富多样的研究进路,现有的译介著作所涉的范围依然比较有限。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出版、艾伦·贝尔与彼得·加勒特编著的《媒介话语的进路》一书,正为我们进一步打开了媒介话语研究的学术地图,也成为管窥这一学术领域发展趋势的一个窗口。[ 艾伦·贝尔、彼得·加勒特编,徐桂权译,《媒介话语的进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英文原著为Bell, Alan & Garrett, Peter (eds.) (1998) Approaches to Media Discourse. Oxford: Blackwell.]

  《媒介话语的进路》由话语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撰写的九篇论文构成,呈现了媒介话语研究的多元进路,包括批判性话语分析、文化研究、谈话分析、接受分析、版面设计分析等,并运用于报纸、广播和电视等多种媒介形态的文本之中,涵盖了言语和声音效果、图像等更宽泛意义上的信息和内容。通过此书来把握媒介话语研究的学术领域,我们认为其启发意义有三:媒介话语的研究趋势应从语言的文本分析走向深度的社会解释学;其研究焦点从揭示语言的文本结构走向批判社会权力结构;其研究视野也从内在的媒介文本结构走向涵盖媒介生产—文本—受众等多环节的动态建构过程。下文将围绕这三个方面的研究逻辑和脉络进行探讨。

  作为一个学术概念,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首现于1952年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家哈里斯在美国Language杂志上发表的《话语分析》一文[ Harris, Zellig (1952). ‘Discourse Analysis‘’, Language, Vol. 28, No. 1, pp 1-30.],它标志着语言学研究从探究抽象的语言体系转向语言的实际使用研究。语言学家们对话语和话语分析的定义各有不同,但一般认为话语是大于句子的单位,其研究重点是超句结构和语言的交际功能。自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起,话语分析成为社会语言学、语用学、语言哲学、心理语言学和计算机语言学等多学科共同关注的研究领域,而对于语言文本的分析始终是话语分析的基本切入点。

  作为人类言语活动的基本组成,媒介话语无疑是话语研究的一个重要对象,自然也受到学者们的青睐。比如早期的语言学进路的话语分析,主要用语言学的概念和方法来探究新闻文本的结构特征,代表作有罗杰·福勒的《新闻中的语言》[ Fowler, Roger (1991). Language in the News, London Routledge.]和艾伦·贝尔的《新闻媒体的语言》[ Bell, Alan. (1991). The Language of News Media. Oxford: Blackwell.]。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媒体的话语素材不但容易获及,而且“媒体的使用影响和再现了一个言语社群中人们对语言的运用和态度”,并且“反映和影响着文化、与社会生活的构成和表达”。[ 艾伦·贝尔、彼得·加勒特:《媒介与话语:一个批判性的概述》,载艾伦·贝尔、彼得·加勒特编:《媒介话语的进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页。]换言之,媒介话语的研究不仅关注媒介的语言文本自身,而且可以帮助我们从广阔的社会情境中理解语言、媒介和社会的复杂关系。《媒介话语的进路》就呈现这样的研究旨趣,这些进路都密切关注媒介文本的形式,也不同程度地受到社会和分析的影响。

  如何从表层的语言文本分析切入到更深层次的社会与文化的深度解释?帕迪·斯坎内尔在本书的《媒介—语言—世界》一文中总结了三种元理论层面的进路:意识形态的进路、实用的进路和现象学的进路,颇具启发意义。[ 帕迪·斯坎内尔:《媒介—语言—世界》,载艾伦·贝尔、彼得·加勒特编:《媒介话语的进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97-211页。]

  首先,“意识形态”是批判的媒介研究不可回避的一个核心概念,也是批判性话语分析将社会语境与文本分析连接起来的切入点。从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批判》到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再到霍尔领衔的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都为媒介话语的意识形态分析提供了理论资源。在本书中,意识形态的进路主要体现在范·戴克、费尔克拉夫和艾伦的文章中,其研究的指向和任务就是在语言或文本中找寻隐藏的意识形态,并剖析其内在的权力关系。所以,这种进路本身暗含了一个观点,就是我们不应把媒介和语言当作成自然的或既定的现象,而应该被视作一种现实的社会建构。例如,艾伦在《新闻在此:电视新闻话语与领导权建构》中指出,电视新闻的再现过程“完全不是‘彼处世界’的中立反映,而是对于一个诠释社会生活的惯例规则的再肯定”。[ 斯图尔特·艾伦:《新闻在此:电视新闻话语与领导权建构》,载艾伦·贝尔、彼得·加勒特编:《媒介话语的进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85页。]这些新闻节目通过“现在-在此”的格局的话语建构而对社会的权力关系进行再生产,进而对其领导权进行再建构。斯坎内尔也将这一进路归纳为“怀疑的解释学”。在这种进路中,不论语言或媒介都是不可信赖的,研究的最终指向都不仅是语言或媒介本身,而关于意识形态的深度解释与批评工作。[ 关于意识形态的解释学研究,亦可参见约翰•B.汤普森的《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译林出版社,2012年。话语分析可被视为这种意识形态解释学的具体研究策略。]

  与意识形态的进路相反,实用的进路将媒介和语言视为自然的社会现象,即按照世界原来预期的样式呈现它的可能性,可以毫无成见地将它们看作是简单、常规和日常的工作。斯坎内尔将这种思路称作为“信任的解释学”。在书中,接受分析和谈话分析就是这种进路的主要代表。以谈话分析为例,格雷特巴奇在《谈话分析:英国新闻访谈中的中立主义》一文中指出,访谈中维持中立主义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访谈作为一种制度性安排,规定了采访者和受访者的角色,也包含了访问者提问、受访者回答的基本规范。在某种程度上,这种“互动的制度化”促使访谈持续进行,维持访谈中体现的对常规意义的信任。所以,新闻访谈自然不同于日常中的谈话,而把社会、媒介甚至观众都纳入到这种语境化的过程中。[ 戴维·格雷特巴奇在《谈话分析:英国新闻访谈中的中立主义》,载艾伦•贝尔、彼得•加勒特编:《媒介话语的进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31-148页。]而实用的话语分析进路正是要不带意识形态预设地考察媒介话语自身的特性,特别是着力呈现其作为日常生活中个体参与的话语互动行为的社会意义。

  在对以上两种进路进行讨论后,斯坎内尔尝试从本体论层面提出他关于“媒介-语言-世界”的一种现象学进路。他将意识形态的进路(怀疑的解释学)视为“怀疑的存在”,将实用的进路(信任的解释学)视为“无疑的存在”。那么,斯坎内尔所遵循的现象学进路的目标则是获得对这些存在的“本体性”理解,而并非是认识论意义上的知识。对此,斯坎内尔有精彩的论述:“认识论的目标是关于事物的知识,而本体论的目标是对存在的理解。知识总是尚未被认识的,而理解总是已经发生的。知识的结果是权力,而理解的结果是。现代性已经将降级,而将其看作知识与权力的总和。但是另一颗树上的果实。”[ 帕迪·斯坎内尔:《媒介-语言-世界》,载艾伦·贝尔、彼得·加勒特编:《媒介话语的进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10-211页。]

  斯坎内尔认为,无论是意识形态的进路或实用的进路,都有助于沿着“权力/知识”或“理解/”的轴线来认识媒介的话语,二者不可或缺,都体现了媒介话语研究路径的多元性。而他倡导的现象学的进路,并非对二者的替代,而是在本体性的层面理解媒介、语言和世界的关系,从而启发我们进一步将媒介话语的研究从文本层次的探讨引入到社会现象学的深度解释当中。

  虽然按照斯坎内尔的观点,媒介话语分析可以分为意识形态的进路与实用的进路,二者都有独到的价值,但本书多数的研究者还是更青睐于揭示意识形态与权力关系的批判研究取向。贝尔和加勒特甚至在全书导言中将“批判性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视为本书的一个可以共享的、包含多种进路的基本框架。他们认为:“批判性话语分析具有一个详尽的社会议程,一种揭示和见证那些潜藏在社会谈论方式之下的权力不平等关系的关切,尤其要揭示话语在再生产或挑战社会的主宰方面的角色。媒介是批判性话语分析的一个特殊对象,因为它们显然在话语承载方面扮演了关键的角色”。[ 艾伦·贝尔、彼得·加勒特:《媒介与话语:一个批判性的概述》,载艾伦·贝尔、彼得·加勒特编:《媒介话语的进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5页。]从学术知识产生的社会语境来看,20世纪里世界局势动荡不安、政经结构变迁以及文明冲突等问题,给研究者提供诸多研究对象,包括反思权力对于媒介的渗透和影响,研究者采取批判的意识形态的进路显然更能抓住这些社会的重大问题。

  从话语分析的发展历程来看,批判性话语分析源于批评语言学的研究。罗杰·福勒等语言学者尝试将批判理论与语言学的分析方法结合起来,揭示语篇中所隐含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和统治关系,并研究语篇在再现和加强控制、统治中的具体作用。[ Fowler, Roger,guage and Control. London: Routledge.]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批判性话语分析作为一种新路径而出现与发展,其对“话语”的界定不再局限于口头和书面语言,而拓展至更广阔的社会语言的实践。受福柯等社会理论家的影响,研究者将话语视为在特定历史阶段产生的与社会实践关系密切的陈述,是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批判性话语分析中,语言的使用目的受到极大关注,因为使用目的的差异导致了对意义的争夺,而对意义的争夺则是对现实利益争夺的反映,因此语言中的权力问题无法回避。诺曼·费尔克拉夫等学者越来越认识到,“语言使用中的变化形式是与广泛的社会文化过程联系在一起的”。[ 诺曼•费尔克拉夫:《话语与社会变迁》, 华夏出版社,2003年,第100页。]因此他们将语言学视角与社会理论的视角结合,将语言的文本分析与社会实践分析相结合,考察社会变迁过程中语言扮演的角色,注重从社会制度和社会构成这一较高层次寻求解释话语的原因,对隐藏在语言中的权力问题作更精细的经验分析,强调社会制度、社会变革与话语的互动关系与过程。在媒介话语分析领域,研究着重将媒介话语的生产与接收置于媒介组织和更大的社会语境中进行考察,代表作有范·戴克的《作为话语的新闻》[ Van Dijk, Teun, A. (1988) News as Discourse. Hillsdale, NJ: Erlbaum.]、费尔克拉夫的《媒介话语》[ Fairclough, Norman (1995). Media Discourse. London: Edward Arnold.],等等。

  在《媒介话语的进路》中, 范·戴克和费尔克拉夫都分别贡献了一篇体现其媒介话语研究思路的作品。在《媒介中的意见与意识形态》一文中,范·戴克认为,意识形态维系和再生产社会冲突、统治和不平等,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其与媒介话语的复杂关系进行研究。他以《华盛顿邮报》一篇关于卡扎菲的评论文章为例,通过文本的细致分析和语境关照,深入揭示媒介文本(意见)背后隐藏的意识形态。研究发现,意识形态的话语主要在“我们VS.他们”的两极化策略中被实施,即正面的自我再现和负面的他者再现,其背后遵循的是“我们”的最大化利益建构的评价性逻辑。

  在文章的结尾,范·戴克还给出了实用的意识形态分析建议:(a)检视话语的语境;(b)分析哪个群体、权力关系和冲突是被涉及的;(c)寻找关于“我们”和“他们”的正面和负面的意见;(d)清楚地说明预设和暗含的意义;(e)检视所有强调(或不再强调)两极化的群体意见的形式结构(第62页)。此外,研究者还要系统考察媒介文本的背景、语境、意识形态范畴、两极化、隐匿和形式结构。这样才能超越媒介文本的描述层面,挖掘文本背后更深层次的社会内涵。[ 托伊恩•范•戴克:《媒介中的意见与意识形态》,载艾伦·贝尔、彼得·加勒特编:《媒介话语的进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7-52页。]

  作为批判性话语分析的另一位主将,费尔克拉夫也认可从社会语境层面来理解话语,其基本思路是从文本、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三个层面来解析话语生产及其与社会权力的关系。在《媒介中的话语》一文中,费尔克拉夫将话语视为一种“话语秩序”——这个概念借鉴了福柯的思想,意指与既定的社会领域相关联的文类或话语,例如话语、经济话语等等。费尔克拉夫关心的问题是:当代的话语秩序是如何被形构的?其变化的主要趋势是什么?通过对《今日》节目的个案研究,他发现,这种访谈节目似乎是一种化的运动,但它同时是一种制度化控制的化。尽管普通人的声音表达了对一些权威的偏离,但对话所体现的“商谈化”毕竟是自上而下嵌入的,普通人对它控制几乎不可能。这就说明,媒介话语并非是完全平等的,往往代表某一群体和阶级的观点。[ 诺曼•费尔克拉夫:《媒介中的意识形态:一个分析框架》,载艾伦·贝尔、彼得·加勒特编:《媒介话语的进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14-130页。]

  费尔克拉夫还提出影响当代话语秩序的两种普遍趋势:话语的“商谈化”和话语的“市场化”。前者是指公共的话语秩序被日常生活(“话语世界”)的话语秩序的商谈实践殖民化,后者是指教育等公共服务领域以市场的话语实践模式来重构公共话语秩序。显然,这种趋势依旧在发生,其影响是公共领域的压缩,娱乐话语和消费主义的盛行。[ 同上,第116-117页。]

  因此,话语研究者们并不仅仅停留在揭示文本结构的层面,他们还试图通过对媒介和话语实践的深层次阐释,找到形塑话语实践的诸种社会权力关系,理解它们在何种层面、以何种程度影响不同行动者的话语表达,从而体现出他们对社会正义的关切与社会权力的反思。正如费尔克拉夫所说,“批判承诺是从一个具体的话语和语言的视角出发,来理解人们的生活是如何被我们期盼或诅咒的社会形构所决定或限制的;它还突出既有实践的偶然性,并改变它们的可能性”。[ 同上,第115-116页。]

  我们知道,语言学与话语分析的发展与二十世纪下半叶结构主义的理论密不可分。结构主义的观点认为,人类和社会是通过语言的建构来完成实践活动的,社会实践可以被理解为通过约定方式来进行的表意活动。结构主义试图精确地表达它所研究的系统结构的各项规则,并认为这些结构规则是无意识的,潜藏在受制于规则的人们的知觉中。这种思想影响了人类学、社会学等多个领域的社会科学研究,同时被认为是传播研究的一个基础流派。[ 陈卫星:《传播的观念》,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15-116页。]

  在结构主义的思想指导下,包括媒介语言研究在内的话语分析主要致力于发现语言文本中内在的稳定不变的结构框架。例如,范•戴克早年的新闻话语分析就试图通过一个树形的新闻图示结构来把握新闻故事的基本叙述框架。[ 梵•迪克:《作为话语的新闻》, 华夏出版社,2003年。]在本书中,艾伦•贝尔的《新闻故事的话语结构》一文也延续了这样的思路,并通过引入叙事学的思路而呈现出新闻叙述的一般性框架。[ 艾伦·贝尔:《新闻故事的话语结构》,载艾伦·贝尔、彼得·加勒特编:《媒介话语的进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53-84页。]冈瑟·克雷斯、西奥·范莱文的《头版:报纸设计的(批判性)分析》则尝试对报纸版面设计的框架特征进行总结,从而揭示出“中心-边缘”、“理想-现实”等相互关联的意义结构。[ 冈瑟·克雷斯、西奥·范莱文:《头版:报纸设计的(批判性)分析》,载艾伦·贝尔、彼得·加勒特编:《媒介话语的进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48-173页。]

  然而,在批判性话语分析的路径中,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在于:话语结构和社会结构究竟是什么关系?由此,研究者就不得不考虑行动主体在话语建构中的作用。在本书中,范·戴克就认为,社会结构只能通过社会行动者和他们的意识与话语结构相联系,为此范·戴克特别强调“社会认知”所发挥的关键角色,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社会共享的价值、规范、态度、观点和知识,另一方面是个人和语境的模式(经验、动机和计划)”。[ 托伊恩•范•戴克:《媒介中的意见与意识形态》,载艾伦·贝尔、彼得·加勒特编:《媒介话语的进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9页。]它们影响了行动者的话语表达和社会实践。本书其他学者也不同程度地强调了行动者的作用,如费尔克拉夫在研究媒介的话语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辨认大众媒介中重要的行动者的主要类别。他认为,“所有这些类别的行动者都是媒体中争夺领导权的潜在支持者或反对者,或存在潜在的结盟和和解”。[ 诺曼•费尔克拉夫:《媒介中的意识形态:一个分析框架》,载艾伦·贝尔、彼得·加勒特编:《媒介话语的进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19页。]事实上,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以及各类行动者发挥的能动性,话语总是处在动态的建构和流变过程中。

  要全面考察媒介话语的动态建构过程,其实并非易事。在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话语研究者试图通过吸收文化研究和媒介社会学的思路来开拓研究的新领域,乃至涵盖媒介生产—文本—受众等多环节的动态建构过程。受到文化研究大师霍尔的“编码/解码”模式的启发,媒介话语的生产研究和接受分析都可以成为动态考察的切入点。例如,凯·理查森在《符号与思索:通过电视诠释经济》一文中对受众的话语分析做出了探索。文章以BBC的一篇经济新闻报道为例,考察观众是如何回忆和理解这篇报道尤其是其中的经济成分。研究主要聚焦于两个问题,其一是文本的形式是以何种方式影响观众解读的;二是不同的受众对节目的解读是否存在差异,具体差异是什么。凯·理查森通过比较六组不同的受众成员的解读,研究发现:与大家预想不同的是,受众群体并没有赋予他们自身的价值观来进行解读。这就说明,文本和受众之间的关系其实颇为复杂,文本的解读会受到文本生产过程、受众的知识水平以及解读的情境等综合因素的影响。[ 凯•理查森:《符号与思索:通过电视诠释经济》,载艾伦·贝尔、彼得·加勒特编:《媒介话语的进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74-196页。]

  在媒介生产领域,尽管本书的多篇研究涉及了媒介文本的生产过程,并联系到霍尔模式的“编码”时刻进行分析,但编者认为这方面的研究还比较匮乏,尚未成为研究的焦点。他们认为,其研究困境并非在于理论的建构层面,其核心难题在于能否进入媒介组织且被从业人员接纳。实际上,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就有一批英美的社会学者探讨这个“入场”的问题,即如何顺利进入媒介组织,有效地对编辑部的新闻生产进行实地调查。他们采取各种努力,试图从编辑部内部获取更多直接的经验材料和内部隐蔽的事实,由此产生了一批新闻生产社会学的研究成果。[ 例如,赫伯特•甘斯:《什么在决定新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话语研究者也试图通过这种办法,从媒介话语的具体生产过程出发,观察媒介内部的生产运作。正如布尔迪厄所言,“如果将话语分析与人类学的描述揉合在一起,就是一个令人鼓舞的突破”。[ 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348页。] 当然,两者并非等同,一个是去获取社会事实,另一个主要考察话语建构,那么问题随之而来: 经验事实和话语建构能否区分?如何区分?两者又是何种关系?这些问题在不同的理论框架中亦有不同的理解,仍有待研究者探究。

  《媒介话语的进路》一书英文版虽然面世已近二十年,但时至今日,该书仍然是媒介话语研究领域的一部经典文本,并具有学术史的标本意义。近二十年来,话语分析的理论与策略也在不断发展。比如,结构主义的思路也正越来越被后结构主义的思路所替代,新的理论进路更强调话语结构的浮动性、不稳定性,在此基础上得以对话语的意义系统进行不断地再建构与再阐释。[ Torfing, Jacbo (2004) ‘Discourse Theory: Achievements, Arguments, and Challenges’, in David Howarth and Jacob Torfing (Eds.) Discourse Theory in European Politics: Identity, Policy and Governanc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尽管理论不断发展,批判性话语分析至今仍是媒介话语研究的一个基本取向,而本书收录的文章今日来看仍是一组具有典型意义的学术地形图。正如牛津大学让•艾奇逊在该书封底的推荐语所言:“对于任何如何试图理解‘媒介话语’名下的多种进路的人而言,《媒介话语的进路》都是一个有用的入口。”

  通过在学术脉络中梳理这些学术文本的意义,我们认为,本书反映了媒介话语的研究逐步从文本分析走向更深度的社会现象的解释,研究者着力于将媒介文本置于社会权力结构中进行分析与批评,并越来越关注涵盖媒介生产—文本—受众等多环节的动态建构过程。在这样的探索过程中,媒介话语研究呈现出日趋多元化的学术路径,以及跨学科的、特别是与文化研究、媒介社会学交融的学术脉络。

  当下,话语分析的策略对于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也颇具借鉴价值。中国新闻业正在经历双重转型:从外部来说,整个社会的政经结构处在复杂的转型过程之中;从内部来说,中国新闻业正出现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此起彼伏以及整体场重构等新的媒介生态特征。双重转型背景也给我们观察和分析新闻媒介与社会变迁的话语提供了重要契机。就意识形态的进路而言,话语分析可以通过特定的事件和情境,展现中国媒介场域的生态重构和权力关系问题,发掘隐藏在媒介文本中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就实用的进路而言,目前新媒介环境下大量的弥漫在日常生活中的话语和沟通行为随处可见,这些看似无意识的日常沟通如何形成群体意识和社会意义还有待深入考察。

  近年来,国内新闻传播学领域运用话语分析也有了新的变化:学者们逐渐尝试将话语研究和中层的理论概念进行结合。比如研究者们尝试使用“边界工作”、“抗争性公共领域”、“文化领导权”等理论概念来对接话语研究,相关研究既能反映宏观的社会变迁和行业生态,也能揭示行动者具体的表达内容和话语特征。因此,我们应将话语分析看作是开放的研究领域。话语研究既需要有反映社会整体的宏观性命题,又要有展开分析的多元进路和可操作性理论概念及方法。而《媒介话语的进路》一书的出版,正有助于国内新闻传播学界进一步拓展对于媒介话语研究领域的认识,从而丰富中国媒介话语研究的工具库和研究思路。

  徐桂权,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教授。2008年7月至2013年7月,在中国传媒大学和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Free University of Brussels-VUB)攻读双博士课程,分别获文学(传播学)博士学位和与社会科学(传播学)博士学位(欧盟伊拉斯谟项目)。在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论文若干,出版专著《从群众到公众:中国受众研究的话语变迁》,译有《媒介话语的进路》、《新闻社会学》。主要研究兴趣包括新闻社会学、传播理论、国际传播、文化研究、话语分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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