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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阶级在当今英国有多重要?
时间: 2019-09-02

  “阶级差异不会消失,只不过是改头换面罢了。” 英国社会学家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写道。“每个年代里,我们都谎称已经埋葬了社会阶级,然而棺材却一直是空的。”

  人们只需快速浏览一遍英国之外媒体的报道,即可勾勒出英国固化的社会等级制度之貌。而在美国等地,社会阶级的面貌则截然不同,在美国,只有抱负、天赋与努力才是限制阶级流动的因素。

  然而,这种老一套的看法站得住脚吗?英国的社会等级制度如今依旧根深蒂固吗?那些存在已久的阶级差异是否已经过时,应该和历史剧中的紧身内衣、大礼帽一同被摒弃吗?一直以来,这些问题难以得出确切的答案,但最近有一份资料提出了一种新颖的观点。

  正如霍加特所言,至少从20世纪初起,很多作家开始预言英国社会等级制度的消亡。伊夫林·沃(Evelyn Waugh)在写给朋友南希·米德福德(Nancy Mitford)的一封公开信上声称:“过去,英国庞大复杂的社会等级结构几乎是在暗中悄然形成的,如今,这一结构显出了骇人的颓势。”沃的小说《旧地重游》(Brideshead Revisited)本身就是向英国贵族阶层的致敬,这个阶层似乎与其名义上的庄园一样逐渐衰落了。

  自伊夫林·沃的时代以来,英国的社会等级结构已有所变化。尽管如此,当今社会仍然存在着明显的阶级分化,不同阶级享有不同程度的社会、文化和经济资本。英国广播公司(BBC)依据教育、收入、职业、房产等因素,进行了“英国大型阶级调查”(Great British Class Survey),发现现有七大阶级。其中,最顶端为精英阶级(约占英国人口的6%),余下是各种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

  数十年来,作家们一直在呼吁消灭英国社会阶级制度。然而,阶级差异却从未真正减弱。(图源:克里斯多夫·弗隆/盖帝图像)

  也许,目前更关键的问题不是阶级差异是否存在,而是阶级流动可否实现。家庭背景对个人的前途有多大影响?人们似乎一致认为,随着教育和社会福利的改善,社会阶级的流动性已经有所提高,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在《人生七年》系列纪录片中,导演迈克尔·艾普特(Michael Apted)进行了一项有趣的案例研究。1964年,他选了14名出身不同的七岁孩子,拍摄他们的伦敦动物园之行。此后每隔七年,艾普特就会去拍摄他们的生活。

  纪录片中,有几个孩子刻苦努力,严格要求自己,最终改善了自身的境况。例如,小男孩尼克(Nick)在农场里长大,现在是一名在美国工作和生活的杰出物理学家,林恩(Lynn)从小生活在贫穷落后的伦敦东区,现在成功当上了大学的图书馆管理员。总的来说,这一系列纪录片并没有讲述什么惊天动地的白手起家故事。《纽约客》在评论最新出品的《人生七年之56岁》时写道:“英国的社会等级制度不仅在各阶级之间筑有高墙,而且具有内在的‘惰性’,至少在美国人看来是这样的。在这部纪录片里,没有一个孩子染上了酒瘾或毒瘾。但是,工人阶级的孩子地位上升幅度很小,而富人家的孩子却始终富有——多数人的命运都可以预见,这一点颇令人厌烦。”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10年的一份报道,英国确实是社会流动最困难的国家之一,因为父母的财富深深影响着孩子将来的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

  即便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人口一度稳步增长,每个孩子都期望比自己的父母过得好一点。不幸的是,向上流动与向下流动的比例如今似乎发生了对调。“和过去相比,现在向下流动的人更多了,而向上流动的人却更少了。”牛津大学厄尔泽塞拜特·布克迪博士(Erzsebet Bukodi)说道。他称这一现象为“社会流动黄金时期的阴暗面”,越多人上升,就越多人跌落。

  问题在于,社会结构涵盖诸多方面,人们很难辨清所有可能影响自己地位的因素。多数研究只分析了两代人——父母和孩子,然而一个人的阶级地位可能有赖于家族的多个分支 。例如,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陈德荣(Tak Wing Chan)发现,如果祖父母属于上流阶级,那么孩子从事专业性或管理性工作的可能性就会增加1.5倍,因为祖父母可能会支付学费,帮忙照顾孩子,或是动用人脉,为孩子增加工作机会。

  由于这些亲戚关系的影响,社会阶级也许比我们想象中还要固化。即使一代人远离了某个阶级,下一代人也会可能被整个家族的关系网扯回来。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的格雷戈里·克拉克(Gregory Clark)说:“预测一个人的未来,不仅要看他的父母,还要看他的叔舅婶姨、祖父母、曾祖父母,这些人都是影响因素。”

  克拉克曾经研究过史上一些罕见姓氏的盛行。例如,从1086年完成的《末日审判书》(Domesday Book)中可知,有钱的地主多是诺尔曼人后裔,其姓氏包括有巴斯克维尔(Baskerville)、达西(Darcy)、曼德维尔(Mandeville)、蒙哥马利(Montgomery)、内维尔(Neville)、珀西(Percy)、庞查德(Punchard)和塔尔博特(Talbo)等。

  克拉克还仔细研究了此后的几百年间,这类姓氏在历史记载中出现的频率。他查阅了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学生、国会议员的名单和遗嘱认证记录,因为这些人可能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如果社会流动性很高,那么这些罕见姓氏就会出现得越来越少,因为来自其他社会背景的人会开始担任有声望的职位;如果社会流动性很低,那么这些姓氏出现的频率则大致保持不变。

  事实上,克拉克发现长期的社会流动性确实非常低。无论是从下流阶级上升到中产阶级,还是从上流阶级沦落到中产阶级,都需要历经十代。这一变化速度近似于身高之类的纯粹生理特征的变化速度。最令人吃惊的是,社会流动的速度相当稳定。即便工业带来重大变革,大学教育开始推行,该速度也依然保持不变。

  一个人的发展不仅受到父母的影响,还取决于其整个社交圈子,这个圈子从亲戚一直延伸到亲戚的朋友。(图源:艾伦·克罗赫斯特/盖帝图像)

  如果克拉克的研究结果可以证明英国社会等级制度具有“惰性”,那么他对其他国家的研究也值得深思。例如,克拉克研究了美国常青藤盟校(Ivy League colleges)学生、州立律师协会(the State Bar Associations)律师、美国医学会(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医生的名单。尽管人们认为美国的社会流动性更高,但克拉克发现其变化速度实际上与英国大致相同。瑞典也是如此。虽然财富的总体差异确实有所缩小,但仍然是同样的家族在担任着医生、律师、大学教授之类声望较高的职位。

  克拉克的研究方法存在不足之处。首先,其研究结果依据的是残缺不全的历史记载。其次,他考察的是长期社会流动的大趋势,但我们如果能够确切追寻每一个家族里每一条分支的发展轨迹,则可能会得出迥然不同的结论。此外,克拉克对其研究结果的阐释也可能会遭到一些人的反对。例如,陈德荣认为这完全属于社会学的范畴。他说:“人们置身于社交圈子之中,这个圈子对个人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而克拉克则猜想基因也在当中起到了作用。他表示,也许一些家族携带有促使人成功的基因。但很多科学家反对这种基因决定论。

  克拉克对他的研究结果作何阐释,姑且不论,但我们可以想想自己今天的社会地位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素未谋面的先人的影响,这总归是件有趣的事。克拉克说:“即使你不知道自己的曾祖父是谁,他也可以料到你现在过得怎么样。”

  假如克拉克说得没错,那么英国人对社会阶级的热衷并没有过时。一个人无论生活在伦敦、北京、纽约还是斯德哥尔摩,都难以挣脱过往关系的羁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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