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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之交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十大趋势
时间: 2019-09-15

  【内容提要】肇始于8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阶层分化与组合,将是世纪之交更大规模社会分化进程的基础和组成部分。在产业的有力“推动”和市场化的有力“拉动”下,至少在2010年即预计中的社会转型完成前,这一分化在规模和速度上都将超过以往,并会产生许多新的特点和衍生许多值得注意的社会现象。其间,社会成员构成将趋于“智能化”,并迅速经历第二、三产业劳动人口超过第一产业劳动人口等一系列历史巨变;企业主等与非公有制经济相联系的阶层将会持续扩大;企业家等新兴阶层将会真正形成;农民阶级的进一步分化和工人阶级的一体化将同步进行;社会阶层变动趋于加快,“两栖人”趋于减少;“身份”因素将加速退出历史舞台;贫富差距在总体上将有限度地继续扩大;阶层之间的冲突会有所增加,但一般不会引发全局性的社会动荡。纵观这一阶层分化的全过程,不难发现这是一场“从身份到契约”转化的进步性社会运动。

  经过肇始于80年代初的十多年的大规模、高速度的社会分化,当代中国的社会成员构成已经充分阶层化了。传统工人阶级向着“蓝领”与“白领”两大方向的分化,农业劳动者在数量上的迅速减少,个体劳动者、企业主等阶层的“复出”,乡镇企业职工、企业家等阶层的出现,乃至社会流动频率的加快和流动人口的增加,都是整个社会阶层分化的具体表现。

  但是,大量的迹象表明,这一分化是一个更大规模社会分化过程的组成部分。分化还在继续,组合也还在继续。这种分化被压抑得太久了、太沉重了,而中华民族的发展愿望又是那么强烈,发展的潜能又是那么巨大。至少在2010年以前,即预计中的社会转型基本完成之前,社会还不可能迅速转入常规性分化。按照目前的情况推断,世纪之交的社会阶层分化在规模和速度上都会超过十年代。在这一时期,会有更多的社会成员进入这一波澜壮阔的阶层分化过程,其总态势是很难逆转的。

  新的历史契机,新的时代条件,不仅会使社会阶层分化在新的历史时期继续下去,而且会使这种分化和这种分化的产物——变化着的各阶层产生出许多新的特征。本文着重从总体上对世纪之交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主要趋势作一分析。

  在世纪之交,产业是阶层分化的“原动力”将会得到更为充分的表现,即一场更大规模、更加深刻的“产业”,构成了中国社会阶层分化不断向着深度和广度进军的坚实基础。

  当代中国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产业。这一在80年代已初见端倪,在世纪之交将形成。现在,东、中部的工业化潮流汹涌澎湃,并迅速向西部蔓延。有的人之所以对这场感觉不那么敏锐,重要的原因是的制造者大多生活在城市,而这场却主要发生在农村。正当城市疾呼改革艰难的时候,在苏南、温州、珠江三角洲,任何人都会感受到这场产业的力度、气势和影响力。这场产业对中国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社会成员构成的变化首当其冲。这一巨大变化的基本规定性是,在农业产业化初见端倪的同时,劳动力不断从第一产业转向第二、第三产业,从而造成与“夕阳产业”相联结的阶层相对缩小,而与“朝阳产业”相伴生的阶层相对壮大。也即产业结构的调整带动社会成员结构的调整,产业结构的优化组合带动社会成员结构的优化组合。这一点最明显的表现是,乡村工业化带动了工人阶级的新兴组成部分——乡镇企业职工阶层的迅速壮大。

  乡镇企业的大发展是这一的重要标志,已造成了工人群体的迅速扩大和农民阶级的相应缩小。现在,中国的乡镇企业职工已达1.32亿〔1〕,到本世纪末可达1.5亿以上。这一发展,既不是靠“计划”,因为乡镇企业属于“计划外”,也不是靠“引导”,因为有“引导意识”和“引导能力”的人们并没有用技术装备去“武装”这一亿多人的经济实力。国家对乡镇企业基本不给予财政投入的状况今后不会有大的改变,那这一发展靠什么呢?靠的是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对劳动力的强劲需求,靠的是乡村第一产业的技术进步对劳动力需求的急剧减少。当人们非要在这支新兴工人队伍的前面冠以“乡镇”的限制性定语的时候,中国的产业工军已经悄悄地壮大了一倍以上,并且还在不断壮大着。历史是不管“城市”职工和“乡镇”职工的差别的,只要它存在着这种客观的需求,它就要冲破人为的阻力和限制,造就出这样一支队伍来。

  此外,随着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部门划分中所占份额的扩大,从事相关劳动的职工队伍也会有显著的扩大。随着企业对技术进步需要的增加,也由于一部分文化教育事业产业化渐成气候,知识分子阶层也会扩大。一项调查显示,我国15—24岁的青年人中,就业比例由1982年的81.26%(占同年龄人口的比例,下同)下降到1990年的78.28%,1995年的 65.20%,而就学的比例则由1982年的14.65%,上升到1990年的 15.68%,1996年的20.50%。考虑到我国青年就学比例仍大大低于发达国家,而又处在快速发展时期,上述比例肯定还会有较大增长。〔2 〕同时,我们认为:不能简单地批评事业单位从业人员增长的趋势,与当前的经济体制、管理体制改革“很不合拍”〔3〕。 在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事业单位特别是国有和民办文化教育事业单位的从业人员人数,还会不断有所增加。这些变化都会影响到阶层结构的重新组合。

  世纪之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日趋成熟,这一深层次的变化,将继续牵动着阶层分化和社会流动在“市场化”的轨道上运行。这会导致一系列前所未有的问题,但主流是积极的。

  如果说产业是阶层分化的“推力”,那么市场化则是这一分化的“拉力”。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必然要以“搞活流通”为突破口。市场和流通是天然的“效益派”。这不可避免地会带来某些从传统上看很难接受的问题。但是,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中出现的问题,其解决不能完全靠非市场化的办法。

  在从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过渡的时期,出现以财富作为衡量人的价值、人的社会地位高低的重要标尺的现象,几乎在经历这一过程的所有国家都出现过,我国恐怕也不例外。要直接地、正面地运用和意识形态的手段去冲击这些消极现象,不仅收效甚微,而且与推动市场化的政策行为多少会有矛盾之处,难免使公众有无所适从之感。恰当的作法是通过适度的政府行为,用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提高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实际地位,提高在这些领域中坚持工作并卓有成效的社会成员待遇的办法,从“侧面”予以间接的调整和抵销。进入90年代以来,一些省份先后出台了给本地杰出知识分子以待遇优惠的举措,力求缩小知识分子与高收入阶层的经济差距。今后,各类优惠措施有可能普遍化,并逐步转化为常规报酬。

  即使就意识形态方面而言,也应当肯定,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各阶层包括对个体阶层的影响在主流上是积极的。从逻辑上讲,一方面肯定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场进步性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又否定这一运动所产生的意识形态后果,是难以服人的。过去人们大多“从一而终”,“服从组织分配”,而现在往往从个人的志趣出发,希望通过招聘等方式不断选择自己的阶层归属;过去“只言义,不言利”,现在连知识分子都“既言义,又言利”了。我们不能将这些变化简单地归结为“道德滑坡”、“信仰危机”。是变化了的社会存在产生了与以往不同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心理。从实践上看,市场经济对各阶层的影响也是积极的。市场包括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科技产品市场,都为人们在流动中改变自己的阶层归属提供了机会,也提供了动力。党的“十四大”所明确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方向,为各阶层在新世纪更大规模的分化创造了充分的社会和思想条件。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产业将导致社会结构的“智能化”〔4 〕。随着知识分子的迅速增加,也由于产业的作用和市场对高层次人才的“鼓励”,必然导致社会成员构成的良性变化。

  产业最先引发的是劳动力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此消彼长,我国将在新世纪到来之前的一两年迈过前一个“临界点”——吃“工商业饭”的人口超过“吃农业饭”的人口。我国现有城市职工约1.5亿,乡镇企业职工1.32亿,到2000 年仅乡镇企业职工估计将不少于1.5亿,城乡职工加起来总数当在3亿以上,而我国现有单纯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的劳动者大约是3亿,第二、 三产业劳动力超过第一产业已成定局。这一转化,将是我国摆脱贫困,迈向现代工业文明的标志,化进程也将由此具有了新的含义和更加坚实的社会基础。

  随后将是劳动力的“白领化”。在大约2010年或稍晚一些,我国将迈过第二个“临界点”——白领阶层的人数开始超过蓝领阶层。在职工中,白领目前大约占三分之一,在乡镇企业和农村中所占的比例则更低。全国白领最集中的地区是上海,已超过了40%。据估计,在全社会劳动力中,白领要以每年约一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我国不同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其劳动力密集的行业很难转移到国外,而是不断地由东向西渐次转移,白领化完全要靠社会本身的进步。这将是我国达到中等发达程度的标志。

  现在,很多城市都制定了引进和鼓励拔尖人才的优惠措施。引人注目的是,进入90年代中期以后,多年存在的“脑体倒挂”现象开始缓解。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显示,1996年与1990年相比,文化程度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呈扩大趋势。1996 年小学文化与大专文化就业者的收入之比为1∶1.5,而1990年为1∶1.2,与大本文化就业者的收入之比更达到1 ∶1.7。〔5〕世纪之交这一态势将会继续下去。

  在世纪之交,如没有大的波动,各种非公有制经济成份肯定会有相当大的增长, 各种以非公有制经济为载体的阶层将继续扩大。 到1995年底,我国在非公有制单位就业的人数已达6463.5万人,占全部从业人员的9.4%,比“七五”末增长了6.4个百分点,其中上海、河北等地已超过了15%,只有贵州、青海等地不足5%。〔6〕到1996年底,全国个体户已达2703万户,从业人员已超过5000万人;企业为82万户〔7〕,按一户企业平均有1.5个投资者的一般标准计算,加上“戴小帽子”和“戴红帽子”〔8〕的企业的投资者, 我国目前的企业主实际上已不少于200万人。现在, 各地都在采取积极措施鼓励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在政策的有力推动下,未来5—10年, 个体劳动者和企业主的数量估计分别会有7—10%和20%以上的年增长率, 前者的主要来源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和下岗职工,后者主要是个体大户和某些有“实力”的“下海”者。另外,随着政策导向的宽松和工商管理工作的规范化,一部分“戴红帽子”的企业和“戴小帽子”的个体大户将“脱帽加冕”。这还会导致与此相关联的雇工群体的扩大。

  与此同时,在非公有制领域还有可能出现若干规模不等的新阶层或社会群体。在90年代初,“食利者”群体已悄然出现。也有人称食利者为“消闲阶层”。这部分人不会太多,主要包括两种类型:一是滞后消费型的食利者。这些食利者的资本是其先前劳动或经营成果的积累,即消费自己先前积攒下来的劳动果实。目前,“先富起来”的个体业主、企业主、文化个体劳动者、承包商等,只要有50万元债券和储蓄存款,就可能维持富裕的生活水准。二是不劳而获型的食利者。他们之中,有些人是通过不法经营而赚了一大笔“黑钱”后洗手不干的,有的是钻政策的空子或受贿、敲诈赚得一大笔“昧心钱”的分子,有的是走私贩卖毒品的惯犯。目前,靠继承遗产而成为食利者的还不多。但下世纪初,现在一批企业主、个体大户的子女中或多或少会出现这样一批人。此类阶层特有的消极特征,决定了他们不会在今后的经济、生活中发挥明显的作用。

  截止目前,我国并没有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企业家阶层。从旧中国的民族资本家到现在的企业主基本上是属于业主型,建国以后的公有制企业领导干部实际属于官员阶层,集体乡镇企业的负责人也大多带有政企不分的特征。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基本没有实现两权分离。现在,只有一些民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的负责体属于一般意义上的企业家。

  在世纪之交,随着国有大中型企业领导体制的改革、经营机制的转换和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调整,获得了生产、经营自主权的厂长、经理们将从党政干部、企业管理干部的队伍中游离出来,和乡镇企业、“三资”企业、企业、民营企业等的经营管理者一起,从90年代萌芽状态的企业家成长为一个较完整的企业家阶层。这个阶层在社会学上的最大特点是,他们掌握或有权在一定范围内支配相当一部分社会财富,并由此形成他们在生活中的发言权。

  如前所述,我国已开始实行国家公务员制度。三千多万具有“干部”身份的人,一千万“官员”已正式进入了解体期。独有的称谓、独立的管理系列、稳定的经济收入、国家管理中枢的社会位置,都会使这个阶层成为具有高度自我意识、高度社会责任感、高度荣誉感的社会利益群体。虽然,由于我国以“党政干部”为主要特征的特殊的人事制度,由于存在着一大部分“参照”公务员制度进行管理的党派和社会团体干部,公务员作为一个相对独立阶层的形成过程会较缓慢;虽然,由于各种不正之风的影响,公务员阶层荣誉感的建立要有一个过程。但有其名必有其实,各国在公务员作为一个单独系列独立出来后所普遍发生的变化都说明了这一点。行政工作与活动、行政官员与家的适当区分,是一个国家生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各国概无例外,只有时间的迟早和区分的程度差别而已。这种国家公务员阶层化的趋势在世纪之交初步形成是可能的。

  公务员阶层的主要特点在于,他们直接掌握国家的资源,是一个高智能的社会群体,在社会中的组织化程度最高。虽然,我们不能将其简单地等同于权力阶层,但他们作为国家权力系统中的操作层,其能力状况、廉政状况和观念更新程度等都将直接影响着我国下一世纪的现代化进程。

  在世纪之交,传统的农民阶级的进一步分化已成定局,而且,这种分化的力度相当大。今后一段时间内,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生产的劳动力绝对数量仍将持续减少,比重继续下降,平均每年要有约800 万农村劳动者进入乡镇企业和非农领域〔9〕,约1000多万人流入城镇, 数百万人转入个体工商业或行业。这就意味着,如果以“9 亿农民”为基数,每年约有近3%的农民迈出农门;如果以约3亿农业劳动者为基数,则是每年约有8%左右的农业劳动者转入第二、第三产业。同时,每年基数的递减,又都意味着下一轮转化速度的进一步加快。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这种分化还表现为农民素质的提高和他们在观念形态上的分化。在90年代中期,我国在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方面的突出进展已经引起了国际界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这是我国农村各阶层群众在市场经济发展的推动下精神面貌发生历史性巨变的一个缩影。据新华社介绍,1996年我国农村6—17岁人口的入学率达到了89.5 %,比1991年增长了12个百分点;农村劳动力中,有中学以上文化程度的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超过50%。据上海方面的一个抽样调查报告介绍,在大多数农民积极拥护发展市场经济,敢于冲击祖祖辈辈靠田吃饭的狭小天地,对走向市场抱有极大的热情的同时,也还有少数农民不知所措,个别农民则对发展市场经济持怀疑态度。〔10〕很明显,这种观念分化将直接作用于农民阶层变化。

  同时,工人阶级在经历了大约15年(从70年代末算起)的分化期——从其母体中分化出一个“三资”企业职工阶层;将从农民中分化出的乡镇企业职工阶层“排斥”在自身之外,使之与工人阶级母体处于“分离”状态——之后,将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进入一个“三位一体”的发展时期。这就是,随着国有、集体企业陆续以股份制、股份合作制、承包制、租赁制、国有民营、拍卖等方式转换了经营机制,随着乡镇企业的普遍规范化,也随着“三资”企业一定程度的“中国化”,以这三者为载体的中国工人的三大方面军之间的差别,包括收入方式和收入多寡的差别将会相应缩小。到本世纪末,一支规模超过两亿人的工军将会以新的面目出现在世界的东方。如能实现这一点,那将是中国历史上的又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点。

  不难想象,届时处于高度“活跃期”的工人和农民,以及知识分子、国家公务员、企业家阶层,不仅会积极推动经济建设发展,使中国社会经济生活的面目为之一新,而且会给精神文明建设和法制建设注入前所未有的活力。

  在经历了60年代、70年代的社会流动停滞期和80年代的低速流动期之后,中国已于90年代进入较高速流动期。在世纪之交这一趋势将得以持续。中国的城市职工平均一生流动一次、农民终生厮守土地的历史正在结束。

  据国家高层组织人事部门1993年夏天公布的一份材料介绍,全国当时有职业介绍机构15082所,其中劳动部门开办的1.3万所;事业单位开办的298所;社会团体开办的122所;产业部门开办的389所; 企业开办的857所;355所。仅在1992年一年中,这些机构为863.4 万人提供了成功的交流机会,其中待业人员229.85万人次;在职职工18.27 万人次;农村劳动力555.03万人次;离退休人员25.92万人次;其他人员 33.8万人次。到1997年初,全国的职业介绍机构已达到了31000所, 就业服务中心2716所,失业保险机构2000多个;劳动就业服务企业20多万户,在其中从业的人数达900多万;1996年,全国约有1000 万人在职业介绍机构的帮助下走上了就业岗位。〔11〕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的人通过报纸上铺天盖地的广告或个人途径实现了职业流动。

  但是,在肯定这些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即使到了90年代初,社会阶层变动的状况仍不理想。从上述统计数字便不难看出,真正属于“在职职工”实现流动的只占流动人员的2.1%,比例何其低也! 整个80年代在社会阶层变动方面所取得的最大进步就在于,人们已经认识到,“从一而终”并不是一种道德,调整职业和改变自己的阶层归属并非可望而不可及了。

  限于条件,我们还无法具体预测今后一段时间社会成员流动的平均频率,但已可以较有把握地指出,以往限制人员流动的那些主要因素,如户口、人事或劳动档案、单位体制等在控制流动中的作用已经大大降低了。从官方的角度看,他们已经认识到了过去的流动控制措施并无益处。因此,现已开始谨慎地调整政策,比如,建立“人才交流中心”,把流动到“三资”企业等人员的档案管起来;广东等省正酝酿通过身份证来进行户籍管理;上海、天津等地则探讨今后以“蓝印户口”的方式管理流动人口。从企业、事业单位的角度看,不少在招聘工作人员时,只看“两证”(身份证、学历证)和实际工作能力,录用后另建档案,至于“老户口本”、“旧档案”原先在哪里就让它放在哪里。从个人的角度看,很多人认为档案不过是登记表之类,有没有无所谓;随着粮食供应的放开,户口本不可没有,但可以束之高阁。“只要能干,不要档案”已成为很多企业和被招聘人员的共同观念,并逐步被更多的单位和个人接受。

  与此相联系,作为80年代社会阶层变动补充措施的“停薪留职”、“权力经商”等“两栖人”现象将趋于消失。虽然,在我国目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两栖人”现象的存在多少带有“不得已而为之”的意味,但毕竟是弊大于利。它给企业、机关、学校、团体等单位内部管理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暂且不论,仅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它就存在着两个无法避免的弊端。一是“两栖人”难以避免“权力经商”,从而容易孳生。二是在劳动力严重过剩的情况下,鼓励一个人占据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劳动岗位,很不经济,有悖于社会公平原则,也混淆了必要的阶层界限,势必会加剧阶层矛盾。

  针对这些问题,近年来许多企事业单位特别是一些高层党政机关,已经不再实行“停薪留职”的办法;党政机关所办的实体正在强行脱钩;“官倒”等现象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谴责。社会上“两栖人”和权力分配影响阶层分化这两种畸形现象,有望于90年代中后期在很大程度上退出中国社会舞台。

  与如上提到的社会阶层变动问题相联系,非常令人鼓舞的是,“双向流动”正在成为一种新的社会流动发展趋势。

  在大批农村人口以各种可能的方式向城市流动的态势已成定局的同时,一大批有超前观念的城市人口也在尝试到乡下实现自己的事业理想。这一正在形成中的态势包括两种情况:一是主动型,一是被动型。据上海市农委的官员介绍,由于农产品市场前景广阔,对资金和技术的需求十分迫切, 政策扶持的导向明显, 上海农业产业的平均利润率已从1978年的5%上升到50%左右的惊人水平,远远高于第二、三产业。 〔12〕在这种背景下,一些有文化、懂技术的机关和事业单位干部、企业白领主动跳出“城门”入“农门”,抢先利用政府的优惠政策,通过合股、独资的方式,或大面积承包农田、果园、池塘,或兴办养殖业,甚至办起了关于农村社会化产业服务体系。〔13〕当然,在“双向流动”中,也出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问题。比如,有的人进了城,甚至“买”到了城市户口,但依然占用着土地〔14〕;有的人下乡发了财,但还在原单位领补贴、报药费等现象。这是一种新形式的“两栖人”,同样是不合理的,也应采取果断的政府行为加以制止。但是,不论如何,这种“双向流动”态势的主流是积极的,它作为一种深层次的社会流动,对于陈旧的身份观念和残存的身份制度的冲击是根本性的。

  身份因素加快退出历史舞台的另一个标志性变化是,“临时工”一词终于退出了当代中国的经济、词典。“临时工”的概念在中国使用了40年,它是在与固定工相对应的角度上,专指那些由用人单位在国家劳动计划之外,根据临时需要招来的工人。他们基本没有固定工所享有的福利待遇。这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实际上是很不正常的,到1996年底,全国除个别地区和特殊情况外,都实行了全员劳动合同制度。在这一制度下,原来的固定工和原来的临时工,只要与企业签订了合同,待遇就一样。〔15〕这个劳动者群体的消失,是我国反映在社会阶层分化方面的又一个历史性进步。

  此外,国家公务员已经和即将实行的无身份限制的招考制度改革等,也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推动了我国“从身份到契约”的变化。

  在世纪之交,由于那些影响阶层之间收入差距的因素继续增多,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将继续扩大。从80年始,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组成部分,各种足以影响阶层之间收入差距的因素开始导入中国社会,诸如奖金分配“上不封顶,下不保底”、第二职业、“重奖有功人员”之类。但这些因素对阶层之间收入差别的影响力度较小,不足以引起阶层分化。进入90年代后,上述因素不仅依然存在,而且今后会进一步强化和普遍化,更为重要的是,一些新的足以导致阶层收入差距甚至导致阶层分化的因素随着各种各样的改革措施一起被导入了中国社会。

  第一,市场环境使社会成员之间的竞争进一步刚性化。今后的竞争激烈程度和竞争范围无疑将全面超过80年代和90年代中前期。在竞争中,那些与先进生产力、“朝阳产业”相联系的阶层,那些在能力上居于优越地位,且善于把握机会的社会成员,自然会取得相对较多的经济报酬。为了从根本上解决中华民族共同富裕的问题,允许和鼓励竞争,承认竞争所造成的“事实上的不平等”,并将竞争程序化,是官方和大多数社会成员所不得不接受的一个现实。这主要表现为社会成员在工资收入和各种非工资收入方面差距的全面拉大。

  第二,市场机制会造成竞争的加剧,但却不会缓解地域、资源的天然差别给人们带来的经济差距。竞争加剧,但环境依旧,往往使那些相对落后地区的居民的相对收入状况进一步恶化。目前,全国仍有5800万人在温饱线上起伏,其人均年收入不足300元人民币。 他们绝大多数是生活在“老少边穷”地区。如广西大化县现有40.5万人人年均口粮不足150公斤,几个月吃不上一撮盐、一滴油者大有人在。究其原因, 这是一个大石山区,严重缺水。在国家财力不足的情况下,此类问题不会在一朝一夕内得到解决,相反,发达地区的吸引力却足以使贫困地区的有限人才、资金外流,从而使差距扩大化。这类差别即使在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也仍然存在。

  第三,金融资产净额和家庭住宅自有率成为两大影响收入差距和阶层分化的新的关键性因素。过去,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主要是由工资的多少造成的,具体表现为“存款多少”。这种居民储蓄上的差距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很有限度的。但随着金融市场的多元化,特别是随着直接融资的增加和住房体制改革的推进、房地产业的日趋发达,人们开始在拥有的金融资产净额、种类和家庭住宅自有率上出现差别,而这是一种对贫富具有更大影响的差别。比如,在最富有的20%家庭的住宅自有率达99%,而最贫困的20%家庭仅为34%;前者户均拥有的金融资产净额达382万元新台币,后者仅为20万元。 由于金融资产和房地产所具有的快速增值特点,必然会使那些较为富裕,有能力购置金融资产和住宅的人在此基础上更加富有,从而不断拉大与低收入者的贫富差距。今后,这些因素在世纪之交虽不至于如那样严重影响居民收入,但总体上也将会不断显现出来,值得引起超前注意。

  由于上述因素的作用,不论是在城市内部,还是在农村中,抑或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富裕程度的差别都会进一步拉大。 此外, 随着1996年大学招生的“并轨”,高等教育在新中国的历史上已经第一次成为一个有可能扩大贫富差别的社会因素。此点特别值得引起高层的注意。城乡各阶层综合在一起,在城市各阶层较高收入的基础上再计入各种福利、保险、补贴因素的情况下,在农民阶层较低收入的基础上再扣除各种负担的情况下,收入差距有可能在90年代中后期扩大到6比1以上。在肯定收入差距将会拉大的同时,也需要指出两点:

  其一,即使将城乡合并比较,按国际通用五分法,将最富有的20%家庭与最贫困的20%家庭相对照的话,贫富差别也就是一位数的差别,不会象西方国家特别是某些发展中国家那样达到两位数。也就是说,世纪之交,中国还将属于一个普遍的低收入国家。

  其二,按照提出的设想和事物发展普遍规律的要求,在世纪之交特别是在下世纪之初,政府会加大调控收入分配差距的力度。随着国力的增强、社会保障政策和准备性基金的逐步到位,政府调控贫富差距的能力也会相应增强,调控的效果也会较之90年代中前期有效。

  也正是基于上述分析,在一些较为发达(而不是较为落后)的地区,贫富差距有可能率先出现缩小的趋势。福建省泉州市的贫富差距在连续8年扩大之后,已于1994年出现了转折,并于1996 年使最后一批贫困人口——70092人全部脱贫。这其中的规律性是很清楚的。〔16〕

  在世纪之交,阶层之间的冲突有所增加的迹象已经十分明显。但是,由于社会的整合程度有所提高,这些矛盾本身不会引起全局性的社会动荡。贫富差距的加大必然会引起低收入阶层的不满,从而引发社会矛盾。此外,企业主对工人的非法剥削;个体户的“缺斤短两”行为;富裕阶层的炫耀性消费;官员阶层中的行为等等,都会触发或加剧阶层矛盾。1992年上海市各级法院受理的外资企业劳资纠纷案便已达到了75起,而到1995年在天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这个不大的局部内,仅涉及“三资”企业的劳动争议案件就有96件。〔17〕在这期间,全国各地还发生了多起工人报复“老板”的行为。这都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阶层矛盾增多的征兆。

  但是,这些矛盾如果不与国际国内的动荡相交织的话,就不至于引发全局性的外在化的社会冲突:

  其一,中国所奉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社会公平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处理社会经济问题的着眼点。尽管对于一定程度的社会贫富分化不采取过激的措施,但今后中国政府肯定会利用税收等经济杠杆来有效地调节各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以缓解这方面的矛盾。同时,中国现行结构也没有提供组织以阶层(或社会利益群体)为基础的体制外力量的机会。

  其二,经过市场经济的初步洗礼,也由于对外界了解的增多,大多数中国人观察和思考问题的角度已经和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不患寡而患不均”的陈旧观念正逐步被克服,对一定限度内的经济差距的心理承受能力明显加大,人们关注的焦点已开始从别人的财富移向自身能力的高低。

  其三,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虽进入了低度的不稳定状态,但由于这种状态是以各阶层意见较为充分的表达为基础的,所以社会的整合程度反而提高了。面对社会矛盾,人们变得更加理智,并将逐步学会在和法制的轨道上,通过各种参与渠道,来表达对国家发展的一般性意见和各自的特殊利益要求。比如,在近几届全国和全国政协的会议上,就出现了“普通话”、“地方话”和“行业话”的差别,其中“行业话”显然带有一定的阶层或社会利益群体特征。

  其四,在90年代至下一个世纪初叶,如不发生意外,我国的经济增长将获得长足发展。在这个前提下,各个阶层在竞争和流动中便有了多数人“得大于失”的条件。也就是说,那个时候一定限度内的经济差别是在收入普遍提高基点上的差别。这种差别似乎会比60、70年代那种收入停滞不前基点上的“平等”更有吸引力。1997年在1500名18岁以上成年市民中的一次调查显示,80%的上海、北京、广州市民对他们目前的生活感到满意,81.8%的市民相信未来5年之内的生活水平不会下降, 61.6%的市民认为生活水平会有所提高;按阶层分布,对生活的满意度分别是:学生为85.1%、官员为70.7%、“三资”企业白领为71.1%、私企(含民营)白领为75.3%、自由职业者为68%、职员为65.2%、教科文卫人员为63.8%、失业下岗者为53.9%。〔18〕在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在90年代中期这一特定时刻,这样的调查结果应当说是令人鼓舞的。

  纵观1980年以来中国社会阶层分化所经历的过程,展望跨世纪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分化,不难发现其中贯串一条主线,即“从身份到契约”的进一步性社会运动〔19〕。历史沿袭下来的身份或准身份因素正在褪去,契约的、业绩的因素正在加入到我们生活之中。当代中国社会就这样不断地前进。这一分化和进步总体上是积极的,但对一部分社会成员又可能是痛苦的。

  预测未来困难很大。预测中国阶层分化的态势就更加困难。但是,作者通过自己悉心了解到的有关情况和负责任的研究工作,对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态势及其后果的看法依然是乐观的。一种动态的、充满活力的阶层关系正在形成。那种静态的、僵化的“身份”关系正在成为历史。我们都不再企盼过去那种“宁静”的生活。因为,一个动态的社会无疑具有更大的吸引力,也更有利于这个社会自身的发展。

  〔2〕参见杨日章:《就业比例逐步减少就学比例显著增加》, 《中国青年报》1997年4月12日。

  〔4〕该提法参考了张玉杰等:《技术改变结构》一文, 载《中国资产新闻》1997年2月3日。

  〔11〕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996年中国事业的进展》,《光明日报》1996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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